年轻人,该学会自己过年了

回到家，只能做一只被喂食的“米虫”，留在工作地，可以“过”的选择多了起来。

赵小天仉泽翔编辑

贾阳年味怎么样才算过好一个年？当传统方式的“过年”被迫被悬置，年轻人或许可以从中咂摸出真实的，属于这一代人的年味儿。这一代人，成人离家后，过年似过关。春节是在外漂泊打工人一年到头的一次短暂的休憩。回到家乡意味着，年轻人可以卸下坚强自律、井井有条的生活面具，暂停不知尽头的忙碌，套上味道熟悉的旧睡衣，重返18岁。当他们过了渴求新衣、糖果和同龄人的年纪，“年”的背后只有“团圆”。“虽然过年回家后，只能做弱智儿童，但我还是很想回家。”阿虎说。和家人团圆，和少时伙伴团圆，和北京无法复制的故乡味道团圆。除此之外，留在大家印象中，关于过年的仪式感真的不多。作为群居动物，人是由全部社会关系定义的。来到大城市的年轻人，和家乡亲人的关系，只能由血缘亲情维系，而无法和日常工作生活共鸣。和亲人朋友的聚会，也相谈不深，对于父母在意的各种人情关系，更是难以意会。因此，回乡过年除了无需多言的团聚，最重要的就只剩下无论南北皆有的年夜饭。特殊时期，成为留在大城市的理由。为了更宏大的使命，主动或被动地做出让步，留在逼仄的出租屋，留在这个时刻拥挤、片刻孤独的庞大都市。这或许是不少年轻人的第一次离家过年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唯一值得挂念的也就是只剩下那点连接“你从何处来”的味觉记忆。还能有家乡味道的陪伴，孤独的春节就不算冷清。青青在退票后把“被迫留京”打在朋友圈，她的姐姐几乎在同一时间打来想吃什么吗？我给你寄。青青想念来自三秦大地独有的热腾腾的酥脆牛肉饼、香而不燥的油泼辣子、会加肉丸和圆白菜的清真胡辣汤，都只有自家楼下每天早晨6点半开门的铺子最会做。阿虎收到两个来自武汉的大箱子。这是父亲的“疼爱礼包”，里面装满腌鱼、腌腊肉、香肠、豆丝和糍粑。搬进出租屋时，她脑海里已经规划好怎么把存货分配七天。广西的Jacob也在离除夕夜还有13天时，签收了自己的年夜饭：粽子、年糕、米粉、酸笋、腊肉、纸包鸡、牛耳朵和油角——在家的年夜饭会吃什么，老爹就都细细打包好了一一塞进要远途公里的纸箱里。而他在确认无法回家后，把买给家人的礼物和年货也提前寄了回去。温情可以通过发达的快递网络和无线电波传递。他们把传统的春节互联网化了。

自己动手做一顿年夜饭也不错

但也不是每个离开家的年轻人都有莼鲈之思。身在在顺义的阿九是第二次留京过年。他没给自己安排任何新春过节计划，就连年夜饭也打算靠点外卖度过：“不想营造啥过年仪式感，整出仪式感没人陪，就显得更惨了。”

他们并不担心春节期间的温饱问题，因为系统编织的罗网已经将每个人链接起来。往年来看，那些组成了城市毛细血管的外卖员、快递小哥，也都会留在北京继续服务。

当然，也有人拒绝毛细血管的输血。“就一点，希望我不要点外卖。”对彤彤而言，年年岁岁，对新年的憧憬早已冲淡。还能返家的那几年，能变回小孩享受几天“饭来张口”的日子就是她最大的年味。今年，她希望趁着难得的机会，好好练练自己的厨艺。

但更多的年轻人，决定结伴过年。作为单个个体的年轻人，很难在城市里彼此通过传统习俗和记忆产生共情。在被城市文化和经济结构剥夺了与故乡的关系后，在城市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，建立起新的关系，那些同事、同行，朋友与合作伙伴，组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利益共同体。

回到家乡，只能做一只被喂食的“米虫”，留在工作地，可以“过”的选择多了起来。他们正在编制自己的新年文化。

回家的原因各有不同，而不回家的理由却大致相似。

阻碍返乡的第一道门槛会是什么？工作，爱情，父母的催婚和恼人的亲戚？不，是“麻烦”。

“因为太麻烦了，就不回去了。”

“就算做了核酸可能回家还是会麻烦，万一又要隔离什么的，不是白回去了。”

“家里人打电话过来，叫我还是别回去了，流程特别麻烦，不值当。”

热烈的返乡愿景最终倒在了现实面前。“是否回家过年”，成为一道在情感和理性间博弈的算术题：放假七天，出京前需做一次核酸检测，落地时可能再做一次，居家隔离少至七天，多至十四天。返京后七天、十四天，又需再各自做一次核酸检测。

而即使愿意承受这些“麻烦”，也可能受到意料之外的多重阻拦。

离春节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候，青青叔叔一家开着车，从已连续35天没有本土病例的江西一路北上，期间没有乘坐任何公共交通。但即使这样，进小区的一刻立马就被社区网格员按住，做了一次核酸检测后，一家老少又居家观察满7天，才被允许出门。

即使国家卫健委下达了不允许“层层加码”的指令，但打电话回家听到的消息，很可能是疫情干部承责的大背景下，“宁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”的心态已经落实到社区。

青青所在的社区干事告诉她前去只要所在城市有一个高风险区，回来一律居家隔离十四天。而一听来自北京——不管有没有核酸报告，“北京的？最好别回来了”。对方的态度立马警觉起来，北京离河北那么近，万一是无症状感染者呢？

听到转述回来的强硬要求，青青气得接连在家庭群里丢过去几个新闻链接，“社区凭什么这么做？最新政策都说了，持核酸证明回去不用隔离啊。”

叔叔试图用并不管用的玩笑话安慰她：“我们都是这情况，你现在可是‘新北京人’了，多少不得多做出点牺牲？”

1月5日，北京市政府发文倡议，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带头留京。一家国字背景杂志社的运营小孙刷到这条新闻时，就有了隐隐的预感“今年估计是回不去了”，但最终靴子落地是在1月中旬，他收到了单位明令通知，“回家要打报告上报领导”，吊着的心终于落下。

除夕夜，单位会把全公司的员工拉到密云过年，包吃包住的额外福利让不能回家的落寞心情稍微明亮起来。“起码是省钱了嘛。”他这么安慰自己。

就算再麻烦，青青也希望能回家过年，吸引她的不是家乡，而是离京，这意味着离开日常生活。“对我来说，过年就是要出行，就是要离开居住地。早就习惯了。”

徐朗和青青想法一样，当青青还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去京郊住几天时，他已经买好了去泉州的机票。

K次列车一路开过，连接着徐朗的家乡佳木斯与北京。凛冬与疫情同时到达东北三省，沈阳、通化、长春、哈尔滨，中高风险地区星罗棋布。回家无异于过雷场。

“今年还是别回来了，危险还麻烦。”1月底，徐朗就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，几分钟的通话就决定了他要独自在外过年。

国铁集团的一项数据统计显示，01年春运前三天，全国铁路客流同比下降七成以上。大流行事件已经过去整整一年，仍有超过半数的中国人选择留在原地，和千万异乡人一起，度过辛丑年。

算上公司假期，徐朗的春节共有9天，“既然东北不能回，那就往南走呗，病毒怕热不怕冷，那我就去0多度的地方过年。”他把目的地定在福建的泉州。在古代，这里曾经是亚洲最繁华的港口，拥有众多古寺和佛塔。

过着4honline生活的徐朗很少能真正放松下来。十一假期之后，他至少连续4个月没有离开家和公司两点一线，他渴望这次“释压之旅”，能让自己去享受一段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光。

突击式旅行带给他强烈的期待感：每天至少点开航旅纵横十次，刷大众点评比回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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